自打我记事起，就知道家里是非常贫困的。父母一生养育了九个孩子，夭折了七个，遭命运的摧残落得一身疾病。他们本是城镇人，后来搬到农村后很不适应，而且还不会做农活。加之母亲小脚更是不能下地栽秧割谷，在大集体生产中挣不到工分，仅凭父亲一人在生产小队当会计的工分来分粮食谋生活。于是，我们家年年在集体里超支、欠款，后来成为全大队最大的超支户。

　　那时候，超支户是极不光彩的。这个沉重的账本我父母艰难地背负着，他们殷切的目光总是落在我们兄弟二人的身上，盼望着我们快快长大，早日还清超支，直起腰板做人。

　　我们家虽然很穷，父母也没多少文化，但他们有做人的原则，时常用通俗的语言教育我们“借东西要还，损坏东西要赔”“借人浅，还人满”。印象最深的还有他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”的口头禅。

　　在我还没成年前，“借”是我们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没有“借”我们家就无法过下去。青黄不接时，父亲背着袋子找亲朋好友借米下锅;我们生病、读书没学费父亲就找熟人借钱就急……父亲的账本就像一本日记，除了没有蓝天白云等美好事物，剩下的都是借和欠。借了就记，还了就划。借户姓名、时间、款物件件清清楚楚，长年累月这个账本就成了父亲的私密日记。我年少时从不关心这些，也不知道父亲的心有多累。

　　1979年我读高二时，母亲突发重病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料理了母亲的后事，一贫如洗的家里更是雪上加霜。父亲的账本上，老账未消，新账又起，还多了不少人情账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关心父亲的账本，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。

　　高中毕业，我没有参加高考，毅然决然回家务农，立志要挣工分回报父亲，还清债务。

　　已经步入沼泽的家里，在那个年代大环境里想改变面貌真是举步维艰。一年到头除了供养父亲和我，几乎没有结余。好在父亲的账本没有再添新账。

　　1981 年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，生产队集体积累进行分解。余款户分得了农具和钱款。超支户的债主已不是集体，记得我家的超支款划到了6个进款户，还有一部分划到了银行的贷款。我当时乐观地自嘲，父亲的账本已经升级了，欠账都到了银行的账簿。

　　父亲的账本转到我手里是1985年。那是个黑色的正月十五，父亲已病入膏肓，他把我叫到床前吃力地说：“恐怕我是熬不过明天了，我有一事要交代。”他叫我打开抽屉拿出他的欠账本，然后一页页指着告诉我，“这些都是好心人搭救我们的账目，这辈子我是还不清了。但是，人要讲诚信，我不愿变牛变马还来生账。”说完用期许的目光望着我。我接过账本，一些数字映入眼帘，张某某米十斤，李某某谷一百斤，杨某某钱五元，欠王先生油一碗，赵老板煤一担……当时我鼻子一阵发酸，差些掉下眼泪，父亲的账本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“还不起，欠得起。”随即我对父亲发誓，一定要还清这些账款。

　　当晚，父亲就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　　往后的日子依然艰辛。我打工、种田，两年后结婚。父亲的遗言一直在我耳边回响，父亲的账本就成了我勤劳的动力。我们两口子借改革的春风，广开门路，不断进取，夫唱妇随，勤扒苦挣，省吃俭用不出两年就还清了一些个人的钱款。

　　最后一次还贷款我感触颇深。我和爱人找到南海镇信用社，对信用社主任说明来意，营业员翻了半天才翻出来我父亲的老账，有1956年的、1958年的、1960年的…… 都是三元五元的贷款，据说是当时看病用了的。另外还有生产队的贷款划到我父亲名下的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本息已经翻到了原来的好几倍。信用社主任对我们说，你们是六零后，你父亲的账是你们没出生前借的，你们有何感想?我爱人说，父债子还，没有二话。主任当即招呼所有女营业员“都来听听，好好学习人家媳妇的贤惠和觉悟。”当时，我们两人感到了从没有过的自豪。

　　回到家里，我们夫妻跪在父亲的灵前，敬上烧纸，哽咽着对父亲的遗像说：“爹，您的账我们都还清了，谁的都不欠了!都不欠了!”父亲的账本在我手中一页页被撕下，然后在那熊熊燃烧的火堆里化为灰烬，我的眼泪也随着账本的消失而滚滚流淌，不知是激动还是悲伤我也说不清楚。

　　父母的一生是清苦的，辛酸的。他们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产，但是他们对我的教育影响着我的一生，留给我的精神财富是非常宝贵的，它使我懂得什么叫诚信，怎样直起腰板做人。

　　(刘立宏 作者系松滋市南海镇剑峰村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