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一位叫蔡敬的清官，自幼苦读诗书，立志为国家效劳，无奈家中贫困，夜读无灯，只能到村旁小庙借助烛光读书，最终经过孜孜努力考取举人，后因为官廉洁正直、政绩显著，被提升为监察御史。.....

　　古人以勤奋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如：战国的苏秦，头悬梁锥刺股，成为合纵六国的政治家;西汉朱买臣，自小家贫好读书，常常靠卖柴生活，后适逢汉武帝大力录用贤才，人生得以翻盘，其轶事成为典故;东汉的匡衡，凿壁读书，终成有名学者;北宋欧阳修，四岁丧父，买不起纸笔，其母郑氏就拿荻草秆在地上教他写字，后惟读书是务，成为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。

　　关于古人刻苦读书的成语更是数不胜数。如：囊萤映雪、韦编三绝、牛角挂书、程门立雪、圆木警枕、昼耕夜诵……

　　可见，古人一直把苦读求学作为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，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也是无数读书人的志向或梦想。虽然这与古代科举制度有很大关联，但也此起彼伏地催生出群贤毕至的“清风现象”、见贤思齐的“马太效应”。

　　钩沉史籍，爬梳文献，无论是南朝梁元帝怨叹“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，故焚之”，还是现代作家三毛所言“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，许多时候，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，不复记忆，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、在谈吐上、在胸襟的无涯”，或是当代杂文家陈四益所说“许多事情，过去有过;许多问题，前人想过;许多办法，曾经用过;许多错误，屡屡犯过”，多读书，就会更多地懂得先前的事情，使自己不至于轻信，不至于盲从”，皆充分说明读书之用是不言而喻的。

　　对嗜书如命的人来说，读书乃“安身立命”之本。英国作家科贝特有一次在书店用买面包的钱买了一本书，当时的科贝特可谓生活困窘，但他却在面包与书籍之间选择了后者，无不令人感佩。

　　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，每月工资才500余元，买书就要用去一半，有一回还购得一套380元的《史记》，导致当月常以快餐面果腹，但也甘之若饴。

　　以史为镜鉴，不好好读书走向亡国的例子值得警醒。

　　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项籍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;学剑，又不成。项梁怒之。籍曰：“书，足以记名姓而已。剑，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”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，籍大喜;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学。项羽空有大志、目光短浅，学什么都是浅尝辄止、半途而废，后来四面楚歌、自刎乌江，空叹“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”。

　　难怪唐代诗人杜牧批判项羽“卷土重来未可知”。其实，不善读书为项羽的一个致命弱点，这亦是“愚”症，惟有读书方能医治。

　　以人为楷模，西晋的郝隆树立了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超然境界。郝隆的家乡有七月七日晒衣服的习俗，而家贫的他却解开衣扣，袒腹躺在庭院中，悠然自得地大晒肚皮。邻居问他什么原因，他傲然回答自己在晒书。

　　读书达此重境界时，自然能“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”，胸怀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格局，洞见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光影，耳闻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的天籁，感受“闲门向山路，深柳读书堂”的幽静。

　　读书更能激浊扬清，滋养浩然正气。

　　在圣贤之书的浸润和洗礼下，不但能培植“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碍阎罗话短长”的乾坤清气、“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阳刚骨气、“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”的天地正气、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浩然之气，还可激励从政者胸怀“子帅以正，孰能不正”的道德准则，激荡为商者自觉践行“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，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”的诚信理念，激发持家者主动涵养“诗书继世长，忠厚传家久”的家风美德，如此带来党风正、政风清、民风淳，呈现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漄共此时”的朗朗盛景。

　　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书帆济沧海，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或生活状态应是当代读书人的初衷吧!    (陈白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