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幅久远的对联，是父亲写给我的。

　　对联写道：“体魄健全能负重;头脑开朗可致远。”虽然只有14个字，它却浓缩了作为父亲对儿子人生的无限期望与寄托。父亲早已去世，而今我也年近八旬，但这两句话我一直把它作为自勉的人生格言。

　　1955年，我在宁波一中高中毕业，正怀着对人生未来的美好憧憬，跃跃欲试准备冲刺高考，这个时候却偏不如意，体检发现肺结核，无缘高考。我只能怀着沮丧的心情悲悲戚戚地赴上海养病。谁知病却越养越重，大口吐血，拍胸片检查竟然发现“肺内空洞”。面对“十痨九死”的说法，我万念俱灰。

　　我决定一个人回故乡，带了二瓶雷米封，十支链霉素，说是养病，实为等死。临行前二天，父亲给我写了这首对联，并请上海书法大家马元恺先生书写。还特意告诉我，下乡后要把这幅“体魄健全能负重，头脑开朗可致远”的对联放置床边，每天看看，好好治疗养病。并告知“治病不光是打针吃药，一定要头脑开朗，有了好心态才能高瞻远瞩，志存高远”。

　　父亲还在我的《日记本》上写下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，意谓病一定能好，远大志向定能实现。从此，床边这幅对联就成了我的座右铭——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社交。

　　带着父亲的告诫和家训，我每天高高兴兴爬山采果，吟诗写字，按时打针吃药。过了两年，我的“肺结核”奇迹般好了。病愈后，我回上海也不再考大学，干脆到湖北洪湖来种田，虽说每月工资只13元，生活却是充满阳光。因为心情愉快，干起活来也有劲，生活也甜滋滋的。

　　就这样，我不知不觉就过了大半年，还考上了江汉医学院。当年，学院的条件很差，但我牢记格言和家训，我读书简直是拼命像发疯似的，上课时两眼死死盯着老师，像恨不得把老师“吃”进去一样的贪婪。三年过去，我收获了两点，一是当时医院院长侯文波亲自给我一个人写鉴定，点名让我进一医院。二是学院教务处给我发特种文凭，作为奖励。

　　进医院工作之初，工资37.8元，管25张床。当时，临床值班是很累的，都要写大病历，第一次病程录也不简单，除了重复强调病历中的主要内容外，还要写诊断与鉴别诊断等，要足足写1小时。晚上若来两个病人就得熬一通宵。此外，我写完自己的，还要改实习医生的病历，并且要把病历背熟，连白血球有多少都要背。平时查完房就忙着做腰穿，十二指肠引流等，常常是查完房到10点钟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经常要挤时间、抢机会学习临床新知识，比如忙完临床诊疗工作，还要赶机会学看骨髓片。我每天晚上写日记，基本上写的全是跟上级医生查房心得。当年虽然苦，但学到了真本领。

　　对联式的家训格言告诫我：头脑开朗可致远。致远，就是要心存高远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有追求，有担当，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这让我终生铭记，也鞭策我始终身体力行。

　　我从医学院开始就申请入党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再次不行就三次……哪怕十几次，几十次的申请，我都锲而不舍。就这样，我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，每次听党课都是一次热血奔涌，每一次心潮澎湃都更加坚定了我对党组织的向往和对理想的执着。终于，在1983年我加入了20多年争取加入的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掏出心窝的话，我入党不是为了做官，不是为了拿钱，只是为了一种崇高的信仰，先父若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为我高兴。入党后，我更加勤奋工作，样样争先恐后，因而无数次被评为优秀党员，无数次的站在受表彰的行列中。我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熟起来，我铁了心——跟党走，永远跟党走!

　　为响应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创建“文化三市”的号召，医院党办和老干科动员我撰写一幅关于家风家训方面的对联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把我感受最深、刻骨铭心的那幅家训对联提供出来比较好，因而赘述这段文字。